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

斬腳趾避沙蟲解決問題? 版權物二創無可取締

上一篇文章說到,有些坐在主家席的創作界人士發言,認為二次創作人不應依靠既有的作品進行二次創作。好像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(CASH)出版人理事何志恩發言說,他認為網上的填詞人應該自己作曲來填詞,或找尋自由使用(free use)的、已進入公有領域(Public Domain)的音樂來填寫歌詞。

對於要填詞人自己作曲一說,這已是窒礙了創作,為創作添加障礙。填詞雖與音樂關係密切,但它的專業知識和技巧,與作曲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。若要懂得作曲才可以填詞,等於剝削了填詞家的創作權。若把這說法放到中國宋代,蘇東坡也好、李清照也好、歐陽修也好、秦少游也好,都沒可能成為名家;許多許多的不朽宋詞,都沒可能面世。因為它們都是調寄於當時流行的、由其他人創作的曲譜(稱為「詞牌」)。宋代全民皆詞的輝煌歷史,將遭「版權」之名殺死,不會出現。

CASH的作家理事、本身是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的陳鈞潤教授,早在7月份,就於《明報》的訪問中指出,中國的宋詞元曲、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,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,是重要的傳統文化。而舊曲新詞的創作,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。陳教授說:「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,改為要『新曲新詞』,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。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,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。」同樣是CASH的理事,陳教授所指出的事實,正正是何志恩「要填詞就自己作曲」論的有力反駁(註一)。

那麼,尋找自由使用或公有領域裏的樂曲來填詞,又如何?乍看之下,理論上是可以的。但實際上卻有困難。許多舊曲新詞,之所以要用耳熟能詳的流行曲,是便於大家消化、理解,不用再去接收和疏理一首新聽到的樂曲,大家對那首原曲的風格、感情已有印象,於是就可以直接集中去理解新歌詞,讓新詞要說出來的意義更易見、更彰顯。這方面對以歌詞內容為着重點的創作,例如用以評點社會、諷刺時弊的作品,效果尤為明顯。好像主力從事這類創作的樂隊窮飛龍,接受新聞節目的訪問時,就清楚點出了這一點。如果只能找尋自由使用和公有領域裏的音樂,可能很少人聽過原曲,或者曲風不配合、曲式不太適合用來填現代粵語歌詞等,就失去了這作用,使作品出來的效果大減。

更何況,運用某一歌曲來填詞,往往具有其獨特的意義,是無法用另一作品取代的。例如大陸的高鐵溫州撞車事件,發生在農曆六月,又剛好碰到天上降雹飛霜之事,網民就拿陳奕迅的《六月飛霜》來創作高鐵版的《六月飛霜》。這種情況是「文本互涉」,是文學史沿用極久的創作手法,讓作品的表達、傳意效用推得更高,震撼力更強。又例如陳奕迅主唱的另一首歌《七百年後》,填詞人林若寧想說的,其實是動畫電影《Wall E》的內容。網民拿此曲配上《Wall E》的剪接畫面,看得陳奕迅也動容,在訪問中大讚這二次創作。若只能找自由使用或公有領域中的歌曲,不能使用《七百年後》作配樂,哪來這樣的效果?!

之所以出現這情況,是因為作品一旦在主流傳播渠道,向公眾廣泛發佈後,就已進入了公眾張眼可見、觸手可及的日常環境中,亦即有其面向公眾性質。它便會與其他身邊接觸到的東西融在一起,成為這個社會文化的一部份、一環,經公眾對它的消化、理解,更會成為人群溝通裏,發揮出傳情達意作用的符碼。不允許某個已面向了公眾的原作品,作二次創作之用,等於要阻止我們社會裏產生這種傳意符碼的作用,這是荒謬的、沒可能的、違反文明發展的。

身兼唱片監製、作曲、填詞,本身是全職音樂人周博賢,就直指要在進行二次創作前,先取得運用這些已公開面向公眾的原作之授權,是不設實際的。若有關創作有可能要面對刑責,必會打壓有關創作。而另一著名填詞人梁栢堅更直指這種創作自古有之,他會堅持下去:「詞我會照改的,你敢就拉我吧!看你能拉幾個!」(註二)

的確,若真的如此,我們從創作人的角度看看,這不是等於要創作人把創作意念先局限住,視乎版權擁有人是否「大發慈悲」「格外開恩」,才可以運用有關的符碼去傳意嗎?但這些符碼,不是早已面向公眾,成為現時處身的社會裏文化之一環嗎?為何要有「格外開恩」才可以創作傳意,表達有關思想和言論?

CASH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也指出,近代的流行曲發展裏,有許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,比如唐滌生,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;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被翻成英文歌《Rose, Rose I Love You》。陳教授反問:「誰又告過誰來?」(註一)

類似的情況並不限於音樂與填詞。例如舞台劇《吉蒂與死人頭》,當中的指涉與「Hello Kitty藏屍案」有關,而Hello Kitty亦同時是本地女生的流行潮物,於是Hello Kitty這貓公仔成為了事件的關鍵符碼。若因Hello Kitty有版權,不允許大眾使用這符碼,改作別的公仔角色與死人頭,作品馬上失去關鍵的象徵,意思銳減。

只要細心思索實際情況,我們不難發現,一件作品進入了主流的公眾傳播渠道,有了其面向公眾的層面,誰也不能阻止它擁有文化中的傳意符碼之特性。我們在表達某些意思的時候,很難以其他東西去取代某一些關鍵的符碼。這現象,或許會使作品像麥振雄所說的般,違反作者創作的希望或原意,但這就是會思想的人類社會裏自然不過的常態。胡戈把陳凱歌導的《無極》剪接成《一個饅頭的血案》,網民把香港政府的讚歌《香港始終有你》改寫成《福佳始終有你》,哪來符合原作者的原意?但如果只問原作者意思,或者只能找尋自由使用與公有領域裏的作品來二次創作,阻止人群使用有效傳意的符碼,這肯定窒限了言論、創作及表達的空間。

我們同意尊重原作者。今天,原作者也有權使用更清晰表達原作者意願的新式版權授權。我們亦呼籲當局及業界,不論由誰先主導也好,應儘快像英國現時所做的般,成立數碼版權的公眾資料庫暨授權交換中心。然而,即使如此,當一件作品廣泛地面向公眾時,政府及版權擁有人,都不應剝奪大眾以之作為傳意符碼,進行衍生創作或傳意的權利。因為這是人類把作品累積、把作品融匯在日常中的文明,是社會文化的常態。為此,我們極力反對香港特區政府藉着修例,對現時已經狹小的二次創作權再添囿限。

註一:
《明報》:〈周日話題:誰在害怕二次創作?〉,2011年7月24日 http://news.sina.com.hk/news/23/1/1/2389000/1.html

註二:
《蘋果動新聞》:〈粗口詞人:夠膽你就拉〉,2011年8月2日 http://hk.dv.nextmedia.com/template/dv_channel/index.php?fuseaction=dv15.player&range=d&mode=section&id=sub&dv_iss=20110802&iss_id=20110802&sec_id=12187379&art_id=15484790&av_id=15485033
有線新聞:《時事寬頻》:〈惡搞犯刑事? (二)〉,2011年9月24日
http://cablenews.i-cable.com/webapps/program_video/index.php?video_id=117931
亞洲電視:《時事追擊》,2011年7月14日,7:00pm,本港台播出

2011年10月14日 星期五

沒有公開授權資料庫 CC沒有普及的今天業界

9月22日的會議,政府請來一些創作人坐在主家席上。分析其用意,在於針對來自創作界的反對修訂草案者,企圖呈現創作人也有不同立場的局面,暗指反對修訂草案的創作界朋友,漏了思考坐在主家席上的創作人之立場。但政府的如意算盤,是否真的打得響?

結果,這些坐在主家席的創作界人士,說的東西都與修訂草案無關。

在主家席創作界人士中,麥振雄的發言最令人記憶深刻。他指,自己是為從事音樂創作這工作,而埋頭苦幹、顛倒日夜的人。自己的音樂有人欣賞是高興的,但在他身上,就曾發生作品被其他人胡亂使用的事件,令他至今都耿耿於懷。那是他在2000年時,在台灣為一部電影,精心製作了多首原創音樂,都是為該電影、為電影裏的情節與場景度身訂製的。可是,台灣某錄音室卻拿了他自己這些原創音樂,當作「罐頭」般使用,隨意配在其他古裝節目上。出來的效果,當然歪離他的創作意念。可是人家在台灣,山長水遠,他又難以確實爭取,也沒錢聘律師,最後只有無可奈何。

於是,他在會議上說,自己認同保護開放性的創作空間,因這樣藝術才會進步,音樂創作的發展才會正常,但又呼籲民間創作界的朋友,在反對修訂草案時,也得想想他們的處境,保障他們免受台灣這個案之苦。

其實,麥先生的發言情感真摯,但與這修訂草案沒有關係——不論修訂草案通不通過,這類像「台灣個案」的情況,都不能避免。修訂草案根本沒有為這情況作出保障。何出此言呢?因為修訂草案也好,現行版權條例也好,都只是保障「版權擁有人」而不是「原作者」。若麥先生創作後,版權已轉售、轉讓或轉贈給別人擁有(甚至可能因創作人與公司間的合約規定,作品一面世,版權自動歸公司擁有),只要版權擁有人售出或贈出使用的許可權,身為原作者的麥先生將無從阻止。

即使麥先生沒有轉售、轉讓或轉贈版權,他自己仍是版權擁有人,但亦可能因委託合約的規定,讓一些版權收費組織取得其作品的版權管理權。而這些版權收費組織,對一些長期客戶的授權操作,往往是「批量性」的,即是讓客戶一次過邀付費用,來取得一籃子的作品使用權。除非該版權收費組織的工作人員特別照顧麥先生,不售出或贈出他這數首音樂的使用權,否則這事仍會發生。對台灣的錄音室來說,它只是合法地購得一堆音樂的使用權,沒有違法。

要保障麥先生這類個案,其實重點就是要保障原作者的意願,而非版權擁有人。為此,美國著名法律學者萊斯格(Lawrence Lessig)教授,就聯同志同道合的人,創立了「共享創意」(Creative Commons,又譯創用CC、創作共用、知識共享,簡稱CC)這種新式的版權授權,解決這類問題。要是麥先生發佈其作品時,就採用CC,他可以對其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授權,作出多項選擇。包括:規定他人使用時要說明原作者是誰,規定是否允許二次創作或改變原作的用途,規定是否允許他人使用來作商業行為等。

其實,CC還有其他的授權方式,可供麥先生選擇。例如針對音樂、影片、攝影作品的拼貼混合創作,可以選擇「特別取樣授權」(Sampling Plus)或「非商業特別取樣授權」(Noncommercial Sampling Plus)。又或者選擇「CC Plus」(CC+),在CC條款以外加上其他授權。

藉着這些新形式的授權,作者的意願可以更清晰、有更效地呈現。甚至連麥振雄在會議後,跟我們交流時所說的般——他希望某些作品,可以給二次創作,但不要用來做替保皇黨宣傳之用——都可以實現。

對CC等開放式的版權授權,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已給予保障。香港的CC,在學術界裏,有法律學者撐腰。過去曾有CC侵權的個案,都獲妥善解決(註一)。可惜的是,香港特區政府對CC一直都視而不見般。據出席會議的網上電台【開台】代表大腦電波指出,知識產權署一直對CC漠不關心,在全個知識產權署的網站上,唯一找到與CC有關的文章,就是說若作品已使用CC,授予他人某些使用的權利後,就不能被撤銷,因此要小心、要尋求法律意見。換言之,就是不鼓勵大家。更遑論像其他國家或地區般,對CC予以什麼推廣與支援。

現在香港的CC缺乏推廣,身為掌管版權事務的政府部門——知識產權署,難道沒有責任嗎?

至於另一位主家席創作界人士,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(CASH)出版人理事何志恩,他亦是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(東南亞)有限公司(Fujipacific Music (S.E.Asia) Ltd)的總經理。他認為,網上的歌詞創作,得寫曲者同意是「幾緊要嘅」,因為能獲得授權,即是已解決了問題。他又稱,不要覺得版權擁有人一定會「獅子開大口」,作曲家也可能想歌曲獲其他人賞識,拿來二次創作。而他覺得二次創作者應該自己作曲來填詞,或找尋自由使用(free use)的、已進入公有領域(Public Domain)的音樂來填寫歌詞。

關於二次創作,是否可以只依靠自由使用的與已進入公有領域的音樂,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說。但,目前民間的創作者,即使要找尋肯定能使用的、沒法律爭議的作品來進行二次創作,或者想以合理的格錢取得授權,都非常困難。

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、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莫乃光先生指出,夏格維教授對英國現行版權法的報告裏,另外一些重要建議,包括了成立一個數碼版權交換中心,方便版權授權,便利創意產業。而英國政府收到夏格維教授的報告後,更承諾將會率先把政府擁有的版權物品,在中心開放前,就投入、開放給公眾和業界搜尋及獲得授權,以鼓勵其他人士和機構跟隨。

這方面問題,亦與香港特區政府的修訂草案無關。不論是否作這次修訂,特區政府一直都不成立這類的交換中心,而業界的版權收費組織也沒有公開予公眾查詢的資料庫。結果是有關的版權授權操作,一直都極度不透明,有如黑箱作業。何志恩稱版權擁有人不一定「獅子開大口」,但我們親身接觸過、甚至是我們身邊朋友所經歷的真實個案,都看到版權收費組織,有涉嫌濫收費用、金額海鮮價、黑箱作業等等問題。民間的創作者與演出者要以合理的付出取得授權,確實是阻礙重重。

而且諷刺的是,早在7月份,在《明報》的訪問中,另一位CASH成員——CASH的作家理事,本身是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的陳鈞潤教授,就直指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,有其難度;根據他的經驗,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,甚至有錢都買不到(註二)。陳教授指出的事實,正好對「不一定『獅子開大口』」的言論刮一記耳光。

對此,署理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梁家麗主動收費組織說項,辯稱有關的授權機構都向知識產權署註冊,會列明收費。與會者擧以實例,要求知識產權署作出監管,梁家麗卻不予回應。梁女士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,是啊,政府對版權擁有者及用者間「維持已久」的「平衡」嘛,果然「平衡」得不得了!民間創作人,奢想政府與版權收費組織可以像英國般,知錯能改,成立透明的、面向公眾的數碼版權資料庫與交換中心?這不是面對開大口的獅子,又是面對什麼?

註一:
2008年12月上旬,維基百科編輯Xavier Fung發現,他製作的港鐵未來路線圖,遭廣告公司擅自挪用到花旗銀行信用卡的廣告上,違反他發佈時選用的CC授權。他遂向香港維基媒體協會及香港共享創意報告,以及向侵權的銀行和廣告公司追討。約一個月後,Xavier Fung指已跟廣告公司就賠償幅度達成了共識,並會把部份的賠償款項用作支付工作坊的開支,以及支持兩個團體在香港推廣維基百科及共享創意條款。
2010年7月,萬里機構出版了《會說話的香港地圖》,擅自使用了多名中文維基百科及Flickr用戶的圖片,違反了圖片發佈時的CC授權。有香港維基人向香港海關擧報此個案。萬里機構其後決定全面回收和銷毀該書,副總編輯陳言並在網上道歉,並指該書責任編輯已於2010年8月5日辭職。

註二:
《明報》:〈周日話題:誰在害怕二次創作?〉,2011年7月24日 http://news.sina.com.hk/news/23/1/1/2389000/1.html

2011年10月13日 星期四

既說fair use空泛 何不具體列明豁免

眾所週知,不論美國像癌細胞般的極端暴利公司之勢利如何擴大,以及隨野戰小布殊而火速崛起的反文明野蠻氣焰如何熾熱,他們國家對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這些基本權利的重視,以及長年累月聚積起來對人權嚴守的社會風氣,仍然比不少國家優勝。美國採用公平使用(fair use)來保障二次創作,並且基於其國家的社會風氣,法庭判決時對公平使用的解讀,向來都是着重保護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這些基本權利,因此有不少出於美國的重要版權案例,都是藉公平使用而讓二次創作得到保障的。

香港過去的版權條例,只是沿襲英國的公平處理(fair dealing),而且它只明文規定地,局限了很少、很不足的豁免範圍。包括在教學用途上複製10%以內……等等不少人都聽聞過的規定。

於是,對二次創作的豁免,民間就有大量的呼聲,要求增加公平使用的條文。這種聲音,政府似乎不是收不到,卻不肯做。——因為如上一篇文章所述,做了,就會破壞對巨商利益輸送這種維持了很久的所謂「平衡」嘛。

9月22日的會議上,政府的官員和「打手」都針對公平處理來發砲,把它說成有如生人勿近的怪獸般,若加到法例中,只會引狼入室。首先開火的,是自稱研究版權,過去多番就版權法給予政府意見,卻以「偷車」、「偷鑽戒」來比喻二次創作的黃錦山律師。他說,在2004年,香港政府曾就是否引入公平使用進行諮詢,結論則是:法例條文應該要清晰的,但公平使用過於空泛,並不夠清晰,還要因應如美國的案例等去取決是否合法,因此若在版權法裏引入公平使用,是有害無益的。

對此,二次創作權關注組的召集人胡千秋質疑有關諮詢。他指出他當時已留意版權法例,並參與相關的學界組織,一直提倡在本港版權法例裏增加公平使用。他們更曾直接見當時的知識產權署署長謝肅方,商談有關問題。卻從未從任何渠道得悉有關諮詢。到底2004年的所謂諮詢是諮詢了誰?是否假諮詢?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祕書長王國彬,則聲稱04年的諮詢是確實做過,有紀錄在案的。若大家不信,他可以找出當時的文件紀錄。然而胡千秋澄清問題,說明不是質疑「沒有諮詢」,而是質疑該次諮詢是否「假諮詢」,是否只着重讓那些版權收費組織、既得利益者去發表「偉」論,卻不去聽來自民間的真正創作人聲音。王國彬卻沒在澄清問題後作出回應。

二次創作權關注組的另一位成員,也是舞台劇創作和參與者的李世昌則補充,指出當時學界組織與謝肅方前署長面談時,謝署長正正是說,不希望把法例上允許進行、不會墮刑網的東西寫得太細微、太死。謝前署長指,這就像切肉腸般,若把肉腸切得太薄、把允許的東西寫得太死,就會變成只有那薄薄的範圍才可以做,擔心反而會囿限了二次創作的可行範圍,只有某部份的二次創作才合法。當時謝前署長對引入公平使用這事情,個人態度是開放的。這說法正好與黃錦山之言相反。他並質疑為何新任署長上任兩個月,事情的說法馬上180度顛倒過來。

另一些發言人士,則擧出引入公平使用以外,還可以從什麼其他方法去保障二次創作。

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,就指出像美國般對公平使用的判決,的確是包括了考慮社會上保障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的環境。並指出香港的社會風氣與美國不同,政府對言論自由的保護遠比美國弱,屆時即使引入了公平使用,也擔心因沒有相關的社會環境支持,法庭判案時仍會採取保守的角度,不像外國的案例般判決。

然而,羅沃啟指出,現在政府官員既然反覆地說「不針對二次創作」,又嘗試以「外地過去的案例不是這麼判決」、「草案上的條例我並非這樣解讀」來說服別人相信政府,那麼為何不把之寫在條文中?政府官員所說到的外國案例,當時外國的法庭把什麼看作確是侵權,把什麼視為予以保障言論或創作自由,作出有關判決時考慮了什麼因素,全都可以具體地查得到的。而政府官員現時如何解讀這些條例,把它作為從寬解讀的理據,也是能具體指出來的。那麼,為何不把這些說明不計算作侵權的因素,全都歸納、羅列出來,明確寫在本港的版權法例裏,去保障二次創作?

只要這樣寫出來,既不必引入公平使用這新系統,可以透過目前的公平處理系統加以擴充,就保護到二次創作,同時也符合政府官員所擧出的論點。羅沃啟更質問政府官員,現在他們一味說那些東西去游說別人相信政府,卻不肯把自己說的這些論點寫進法例中,口講無憑,口說的與法例不一,這如何說服人相信「不影響二次創作」?

而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、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莫乃光先生,更具體說明美國以外眾多國家或地區的做法。即使是採用公平處理系統,也有不同的方法去豁免把二次創作計算進侵權之網中,例如歐盟麾下的許多國家。即使是採用公平處理系統,以明文方式容許使用版權物品來二次創作,都可以再分作一些不同豁免方法。就此,莫乃光多番追問政府,為何至今仍堅持不參考之,把條例草案改過遷善?他直指,至今仍未聽到政府【為何】不能把二次創作的豁免放進法例中,那麼為何不採用這些方法去修訂草案,於條文上明確保障二次創作?

誠然,既然政府官員說公平使用太空泛,那麼為何像羅沃啟先生、莫乃光先生擧出的做法般,具體地列明豁免?還是政府根本無意保護二次創作,但又不方便承認,見7月立法論公聽會上有人倡議公平使用,就集中對公平使用開砲,企圖逃避保障二次創作的責任而已?

2011年10月12日 星期三

說好緊隨英國 轉眼輸打贏要 聲稱維持平衡 日益偏幫巨商

9月22日的會議上,政府對版權修訂草案,不但絲毫沒任何改善,連面對眾與會者的連番提問,都完全解答不到。開這個會,特區政府官員一味叫大家:信他們,不是針對你們創作人。然而,當今特區政府有多可信?姑且不說其他新聞,單憑政府官員推銷這修訂草案的輸打贏要、自打嘴巴,已可得出答案。

還記得不久之前,7月23日立法會的公聽會嗎?在公聽會上,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祕書長王國彬力排眾議,堅稱香港版權條例仍然依據英國的版權法,而英國的版權法,在公平處理(fair dealing)方面,一直沒有說要豁免二次創作,同時也沒類似公平使用(fair use)的條文。因此無論創作人如何力竭聲嘶,說明全球先進地方的版權條例都不這樣、都保障二次創作了,王國彬仍信誓旦旦地說,特區政府在版權法方面,仍緊跟英國這舊宗主國,堅持不對二次創作作任何保護——無論以公平處理、公平使用還是其他方法,都不會豁免之。

特區政府「政治不正確」地追隨舊宗主國,使香港比中國大陸更荒蠻——我們平時常指出中國大陸打壓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、創作自由的可恥、荒蠻行為,然而,在大陸的版權法中,倒有公平使用條文來保障二次創作。胡戈把陳凱歌執導的《無極》剪接改編,二次創作成《一個饅頭的血案》。陳凱歌聲言要控告他時,大陸的法律學者和版權局官員紛紛發言力撐胡戈,指出他的二次創作合法。若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,胡戈成為另一個「蠱惑天皇」,因版權而身陷囹圉,絕不出奇。

人在做,天在看。諷刺的是,在數天以後,一踏進8月,英國政府馬上公開發言,指出他們的版權法非常落後,將會按照他們所委任的夏格維教授(Prof Ian Hargreaves)在數月前遞交的研究報告《數碼機會:對知識產權和經濟增長的獨立檢討》(Digital Opportunity: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owth)檢討並修改。報告其中一個重點,就是建議引入一系列版權豁免,當中正正包括對取用版權物品作戲仿、二次創作之豁免。

其實,英國政府此擧,早有先兆。過去英國的版權法對二次創作的態度,比鄰近的歐洲諸國落後得多。除了引致過去有名模、演員或歌手借「版權」之名,入稟起訴戲仿作品外,連中小企都為之窒息,有不少的中小企都希望尋求改變。報道引述國際香料香精公司(IFF)主管羅陌斯(Steve Lomax)指出,有些很重要的中小企認為,企業的業務增長給現有法律阻礙着,有5%從事數碼行業的中小企正考慮把業務轉到海外。羅陌斯並指,不少中小企原本未必了解英國版權法的細節內容。但有人詳細解釋了公平使用原則以後,大多數企業都認同這種改法,認為這種改變是有益的。有鑑於此,英國文化大臣侯俊偉(Jeremy Hunt)於4月就已承諾放寬過去受限制的版權使用權利。(註一)

現在,英國政府亡羊補牢,宣佈對夏格維教授的報告「照單全收,迎頭趕上」,撥亂反正,實屬意料之內。可是,我們的香港特區政府呢?不是說好了在版權條例上跟緊這舊宗主國嗎?

這次9月22日的會議上,王國彬卻不再追隨英國,卻示範了中國國技——變臉。他首先做了「越空之行者」忽然回到過去,聲稱英國在2006年曾「確切」諮詢公眾是否引入一些例外、豁免情況,最後卻發現引伸出很多問題,所以不予豁免。席上的與會者,立即以事實反駁之,說明英國政府現在已明言會改善法例,引入豁免。王國彬馬上推搪說:「現在都未知它會如何去做,是不是真的修改。」言下之意,把特區政府平常那種出爾反爾、反口覆舌的行為,強加在英國政府身上,「老屈」英國政府,企圖聲稱英國政府未必會改善法例,那麼香港特區政府也不用改善之。

與會者已厭惡了指出王氏這種「老屈」行為,因在整個會議上他已犯了太多次,於是便斬釘截鐵地問他:「那麼英國政府公佈了確實的修改條文,為二次創作提供豁免後,你們(特區政府)是否就會馬上跟隨修改?」王氏又再把軚盤90度、180度、270度加360度扭轉,說:「未必會跟。」並聲稱原因是要所謂「維持」對版權擁有者及用者間的「平衡」。

對此,二次創作權關注組召集人胡千秋馬上指出,政府此擧是輸打贏要。對版權收費組織那些無恥巨商有利的,就死言跟隨;現在跟隨的對象改過遷善,對民間的真正創作人作出保障了,就拿藉口說不跟隨。此刻王國彬竟敢搬出「公道」二字,聲稱版權擁有者及用者間的「平衡」維持已久,若要改變,「公道來說」要作大型諮詢。一眾與會者聽到這連番鬼話,群起發言質詢——這是哪來的公道?!現在的諮詢、眾人指出的事實還不夠公道嗎?!所謂的大型諮詢是有人說真話的諮詢,還是只有『大型』既得利益人士發言的假諮詢?!

就此問題,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、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莫乃光先生則指出,版權爭議的確要公道、要平衡——版權擁有者的合理利益當然應得保障,但惡搞等權利也不應像現在般被剝奪。其他與會者都同意,現在這種剝奪,才是不公道、不平衡。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、多媒體藝術工作者文晶瑩更說,若以前版權法裏都對二次創作不利,「以前係咁」並不是能夠說服人的藉口,卻反映法例一直以來都不平衡。

「公道」二字,出自王氏之口,巴打云:「嘴巴自打。」

莫乃光又指出,西方很多國家已在法律上說明允許二次創作,還解釋了不同國家的允許二次創作、豁免刑責的方法,羅列出什麼國家採用哪種方法去保障二次創作的資料。有些北歐國家,甚至在法例上說明使用已公開傳播的作品二次創作,是無需徵詢授權的。而這事討論了這麼久,一直都聽不到【為何】不能把二次創作的保護放進法例中。與其坐等英國修例,為何不現在就參考各國的做法?

這些問題,不管多麼有力,政府最後仍然沒有回應。王國彬在一片質詢聲音中,還聲稱會繼續推動草案的三讀,叫大家留意屆時他在立法會上的回應。如此擺明車馬,站在【公道】的對面、站在【道理】的相反面,輸打贏要,反口覆舌,的確就是特區政府的作風。

註一:
Lawdit Readingroom:〈Government plans for relaxation of copyright laws〉 http://www.lawdit.co.uk/reading_room/room/view_article.asp?name=../articles/mc-1766-Plans-to-amend-copyright-laws-causes-uproar.htm

延伸閱讀:
《經濟日報》:〈英國計劃修改版權法 網站模仿惡搞片免責〉,2011年8月1日 http://www.etnet.com.hk/www/tc/funds/news_detail.php?newsid=ETN210801520
《信報》:莫乃光:〈用戶找不到安全港的版權條例修訂〉,2011年8月9日 http://www.hkej.com/template/blog/php/blog_details.php?blog_posts_id=71450
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:〈英國政府計劃放寬版權相關法律規定〉,2011年4月14日 http://www.sipo.gov.cn/wqyz/gwdt/201105/t20110518_604591.html
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:〈英國修改反盜版性質法案:廢棄屏蔽盜版網站的有關條文〉,2011年8月4日 http://www.sipo.gov.cn/wqyz/gwdt/201108/t20110811_615987.html
夏格維教授(Prof Ian Hargreaves):《數碼機會:對知識產權和經濟增長的獨立檢討》(Digital Opportunity: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owth)http://www.ipo.gov.uk/ipreview.htm

2011年10月11日 星期二

開路予警察濫權 開路予人以言入罪

針對真正盜版侵權的行為,即使用現行未修訂的版權條例,都已能起訴。這次修訂,我們看不到對打擊真正盜版侵權方面,有什麼必要。相反,對於政府聲稱不是要針對的二次創作,卻帶來諸多制肘、扼殺。簡言之,若這次修訂,為的真的是打擊盜版,而不是要箝制言論和創作,那麼真的是「修嚟都無謂」。

這次修例的一些重點弊端,在於新例將會明確地打壓言論自由及創作空間。

其中一點極度明顯的,是所謂「貶損性處理」——即是「精神權利」的一部份。它可以如何被濫用,已由偉大的知識產權署新任署長張錦輝,在政府新聞網的訪問中示範過。

9月22日的會議中,發言者狠批這荒謬的法例。署理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梁家麗卻聲稱,那法例只屬民事,不是刑事。

我們馬上反駁:民事都是罪,都一樣是以言入罪。

梁家麗辯說,既然是民事,就不是由政府控告,只會是作者感到自己的聲譽受貶損才對提控。又說「精神權利」侵權的條文,是依據國際公約所訂,並在1997年起已加進版權條訂中。

梁的說法顯然與其上司張錦輝所言有出入。張錦輝說:「惡搞別人的東西,嚴肅的變成詼諧、不認真的,諸如此類,就是對作品作出了『貶損性處理』,傷害了產權人精神方面的感受,所以這也是一種侵權行為。」而國際唱片業協會(香港會)有限公司(簡稱IFPI)的代表馮添枝,更在立法會公聽會上說:「對於原創者的moral rights(精神權利),是一定要保障的。假若有歌手,他的歌被人『改』了,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censor(意識審查),使他不能再唱這首歌,那麼這(精神權利的保護)是否應當要做的東西呢?」此等言論,明顯並不局限於「聲譽受損」,而是確確實實以二次創作的內容來入罪——前者張氏以內容「嚴肅變詼諧」來入罪,後者馮氏以內容不符某些政權的意識審查來入罪。

況且即使局限於「聲譽受損」,也不等於不是以言入罪。把《香港始終有你》、《Rap Now 2010》等歌曲改編作諷刺歌,原本要為煲呔特首寫讚歌的作者,也可以覺得是聲譽受損,借「貶損性處理」之名義作出提控。據報道,在目前仍未豁免二次創作的英國,以往有名模、演員或歌手因不滿被嘲笑模仿,就以「侵權」之名對二次創作者入稟訴訟。(註一)

正如22日的會議中,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、多媒體藝術工作者文晶瑩所指出,在撰寫評論時,我們可以引述評論對象的話,但引述以後,我們添加的評論並不一定說好話,這方面是獲得豁免的。那麼二次創作,也是引用原作品,再添加我們的東西,作為一種評論,為何卻可以藉着你添加的東西「唔係好嘢」、所謂的「有損聲譽」而入罪?

人權監察的羅沃啟在會議上也反駁了梁家麗,指出精神權利在世界上各國都有不同做法:有些國界壓根底兒不認同、不予以保護的;有些即使予以保護,也僅僅局限在一定的條件內,並把有關條件寫得很仔細。對香港這方面的立例,他並不認同。其實,羅沃啟先生在早前的「【惡搞=侵權???】研討會」裏,早就對「精神權利」作過詳細的解說,大家都可以重溫(見文末)。問題是:官員有否聽進耳內。

另一項打壓創作空間的惡例,就是把檢控刑事化,由過去須由版權擁有人提控,變成了執法者可以跳過版權擁有人,主動去提控及拘捕。即使版權擁有人本身是默許(甚至歡迎)其他人以其作品進行二次創作,還是有可能面對警察、海關的拘捕。

對此問題,梁家麗狡辯說,如果檢控要成立,在法庭上是需要有版權擁有人的證供。如果版權擁有人本身允許該二次創作,他可以不作舉證。因此修訂草案並沒有改變現時的創作空間。

問題是,這經已是上到法庭的事。在上庭前,二次創作者仍得面對遭警察、海關拘捕的危機。而現在警權之大與濫,大家都見到。夜半三更遭強行登門,拉人兼檢走電腦作證物,被政治檢控,已不是什麼懸疑故事的情節,而是今天香港的新聞。即使版權擁有人允許你作二次創作,也不代表二次創作者的頭上沒有增加了一柄利刀。政府說它們沒有改變言論及創作的空間,純粹謊言。

面對眾口的難責,梁家麗詞窮了,竟拋出「我們今天只說版權,不說警權」的說話——據與會者親眼所見,她說這話時還帶着晦氣。這是何等的歪理!明明警方本來沒有這途徑去濫權的,但正正因為是次修例,打開了這途徑,才令日後警方有可能透過此例作濫權的拘捕,在二次創作的頭上懸起刀子;明明這些東西是元兇,就是這次的修訂草案。梁家麗憑什麼說成只屬警方問題、說成好像不干她的知識產權署事似的?!

註一:
《經濟日報》:〈英國計劃修改版權法 網站模仿惡搞片免責〉,2011年8月1日 http://www.etnet.com.hk/www/tc/funds/news_detail.php?newsid=ETN210801520

相關片段︰

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

信政府半成 雙目失明

「信你一成,雙目失明」,這句潮語生動有趣,很快便流行起來。然而,今天的特區政府,莫說信一成了,信半成都即時死亡。諸多先例,有目皆見,已不用我們重複。

在9月22日的會議中,政府官員,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祕書長王國彬、署理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梁家麗等,不斷重複又重複推銷的,正是這種「信我啦,冇呃你嘅」的「寶藥黨」式推銷謊言。

會議一開始,王國彬就發言,指稱這次修例的打擊對象,只是大規模的侵權行為,不是旨在打壓二次創作。又說,從沒想過去箝制言論自由。叫大家相信政府,相信修例不會影響創作空間。

這些謊言馬上被其他發言者刺破。版權惡法關注組的鄭嘉俊就指出,過去香港曾有案例,在一個不著名的網上日記式網站上,網主只是放了一首陳奕迅的歌曲,已被起訴。那麼王國彬口中的「大型」或「大規模」的侵權,到底「大型」何在?二次創作關注組的胡千秋亦指,法例是白紙黑紙的,不是官員說了算,不在法例上寫清楚是什麼程度、什麼規模,沒法讓公眾信服。

可是「主家席」的人沒回答。有些人說了與修例無關的東西後,人權監察的羅沃啟再追問到底何謂「大規模」。隨後王國彬才以「古惑天皇」(陳乃明)BT侵權案作例,並承認「大型使用」的程度或有爭議,但當事人「有理由」「相信」該侵權物「可能」會傳播得很廣泛。梁家麗則說,法庭「相信」陳乃明「企圖」大量分發。然後王國彬再補充說,加上外國案例,例如英國的判例,都是針對「大規模」的侵權案例。

相信大家也看到,政府官員這些「相信」、「可能」、「企圖」等等的答案,不但不能為「大規模」劃下清晰的界線,更說明版權法例有多模糊不清,網民有多容易「被」墮下陷阱中。

羅沃啟先生便即時指出,政府官員這些解釋,就算真的是針對大型,也只不過是現時執法個案裏出來的結果是這樣,並不是法例本身不覆蓋小型的所謂「侵權」個案。政府這種解釋是很牽強的。而過去也真的有針對小規模的案例。況且說到外國的判例,也未必一定獲本地法庭和執法者考慮。

他反問官員,若果真的是不針對二次創作,若是考慮過去本地及外地案例,為何不把之寫在條文中?例如把二次創作的豁免,大小規模的釐定,把外地判例中說明不計算作侵權的因素,歸納出來,明確寫在法例裏。不這樣做,不寫明在條文中,卻一味叫別人「信你」,說「不影響二次創作」,這如何說服人?

對,如何令人信服呢?這問題由始至終,政府也給不到我們答案。王國彬於是轉口風,聲稱把這些東西寫明出來,會改變了今天版權法對版權擁有人及用者之間保障點的「平衡」。而這「平衡」已維持很久,要改變則雙方先要再作充份、全面的討論。——7月23日立法會的公聽會,王國彬明言這次是對版權修例「動手術」。若果政府真的要【不作「改變」】,要維持過去的所謂「平衡」,為何又要「動手術」、要改變當中的管轄範圍、刑責等各方面,令它更進一步向版權擁有人傾側(註一)?況且,過去條例也對二次創作很不友善,也明顯向無恥巨商利益輸送,這是哪門子「平衡」?今次的修訂,把這些利益輸送做得更出面,更向無恥巨商一方傾側,又何來「平衡」可言?!

說穿了,就是政府根本不打算保障創作空間,因為保障它,就會影響了現時那種對大型版權擁有者(即是那些依仗版權法收費的巨商、大公司)之偏袒及利益輸送。所以政府死也不肯改善條例及草案裏的毛病。這些毛病,正正是為着完成這種利益輸送的司馬昭之心,長年累月以來埋伏在條文中的。無論面對什麼反對聲音,都不容「破壞」之。

信特區政府不影響創作空間、不危害人權和自由?信特區政府訂立的法例維護公義?倒不如信地球是三角錐體。

註一:
政府一直否認修訂草案比原先的條文更向版權擁有人一方傾側,聲稱「今天不觸犯刑網,日後仍不墮刑責」。但單單是由民事改作刑事,加重了遭檢控入罪後的後果,已是改變了原來的平衡度。更何況政府可以跳過版權擁有人,開路給警察可以濫權拘捕,並且強調版權法中可以以言入罪的因素等等,這是哪門子的不改變,哪門子的維持原來平衡?關於開路給警方濫權、開路予人以言入罪等問題,詳見下一篇文章。

偷車、偷鑽戒、偷換概念

負責是次版權法修訂的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,在9月22日的會議,依舊變成龜縮了的「張錦龜」。取而代之,在「主家席」上的,是一些政府的「打手」,包括一個自稱研究版權的黃錦山律師。

為何我們用「自稱」二字來形容他?因為他不說猶自可,一說馬上穿崩露餡,連版權、創作的本質都不知道。

黃錦山律師聲稱,尊重言論自由,不代表可以侵佔人家產業,或無理由地抵毀別人。例如要諷刺「掃把頭」,用別人的照片可以視為侵權,但用自己拍的便不會,所以版權法並非箝制了言論自由。

接着,黃錦山更聲稱知識產權是私有權,若說二次創作,在未經版權擁有人許可下,就好像你是個泊車仔,看到車主有一架很漂亮的名貴車,你趁着車主不為意時駕它去兜風;亦如你看到一顆很名貴的鑽石戒指,趁主人不為意時拿來戴。即使最後沒刮花弄髒,原物歸還,都一樣是侵犯了物主的財產權。

此話一出,全場譁然。有識之士莫不為其誣衊詆毀而憤慨,紛紛指出他偷換概念,顛倒是非。

創作,就是為世上帶來新東西。除非你不發佈、不流傳、不跟任何人分享,把它鎖在自己一人的象牙塔裏,否則,這件新作品就有其【公開】的特性——可能是在一個圈子裏分享,也可能是與全個社會甚至全人類分享。換言之,作品並不是一件只屬於私人的物件,而是與其他人有一定的共享性。

因此,作品與私人財產,本質上已完全不同。如果是私人財產,例如某甲買了一顆鑽戒,他不許別人戴是正常的,鑽戒並不需要給公開、與公眾分享,即使某甲死了,他也可以命人把鑽戒葬到墳裏。

然而,某甲作了一首歌,除非他完全不公開,否則別人聽到那首歌,甚至自己依旋律唱出那首歌,是一件無可厚非的平常事。即使多個國家現行的版權法,對版權擁有者賦予了一些特別權利,這也只是一種印刷或出版的特權。沒有人可以阻止某乙從公眾傳播途徑上聽到某甲的這首歌。而這首歌在面世後若干年,或原作者死後若干年,版權都會自動消失,進入全球人民共享的公眾領域內。

鑽戒等私產不必公開,它為個人帶來了新的財物,卻不見得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元素。但作品不同,它面世、公開後,會帶來新的作品,成為社會裏的一部份——不管這部份是多是少。人類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東西,生出了感情,再進行創作,產生出新的作品,正是人類文化的發展軌道。而人類創作時,往往都須利用社會上各式各樣已有的東西,作為創作的元素。那怕某丙創作的歌,旋律是自己想的,但旋律的組合、編曲的方式可能是某種樂派的風格的,樂譜音符等也是古賢的作品,歌詞用的文字也是先人的智慧結晶。某丁畫一幅畫,畫裏的大廈是別人設計、建築成的;畫裏的太陽,即使是自然之物,但用這些顏色、形狀、線條去表達,也是參照了前人的創作。

換言之,創作總是由人類接觸到的各式各樣東西而來。作品一旦公開或流傳過,成為其他人所接觸到的社會的一部份,別人拿它與其他事物一起,再創作成新作品,是文明歷史的大方向,是很自然的事。真正了解創作的學者,都知道所謂「一次創作」與「二次創作」,未必容易分別。「Creativity always builds on the past」,這才是正常的世界。

只有連創作的本質都不明白的人,才會以為作品與名貴車、與鑽戒一樣,是私有的、沒有其公開屬性的,才會覺得二次創作如同偷車、偷鑽戒。然而,說出此番言論的黃錦山,卻自稱是研究版權法的人,並為政府和業界提供了不少意見。難怪香港現行的版權法如此荒謬,總是擺出一副「二次創作者是賊,偷取他人創作改頭換面行為可恥」的嘴臉。與全球對二次創作趨向包容及保護、豁免計算進違法行為內的文明之列車,背道而馳。

的確。創作,不論什麼「一次」、「二次」創作,都是文化。香港沒有文化局,卻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去處理。於是,眾庸官和山埃顧問,只知什麼是名貴車、鑽石戒指的律師,就見怪不怪了。他們未必是故意偷換概念,把二次創作者污衊作偷車賊、偷鑽戒賊;可能他們是真心相信這一套,因為,他們對創作是無知的。

但,無知不等於他們可以不去求知,以「我說的有理」之嘴臉去凌駕創作、污衊創作。黃錦山說過此番話後,不同發言者在隨後的發言裏,都爭相指出其謬誤,可說是有如過街老鼠。

補充一說,曾在立法會上說出「全球法例均不保障二次創作」此等謬論謊言的馮添枝,即是國際唱片業協會(香港會)有限公司(簡稱IFPI)的代表,在黃錦山說話期間,不停猛地點頭。尤其是說到「偷車」及「偷鑽戒」之比喻時。此情此景,為與會者所親睹,惜會議規定不能攝影,未能拍下給大家看。然而,這種偷換概念、肆意抹黑創作的「律師」,與借版權之名狂徵暴殮的無恥巨商,如何站在同一陣線上,對創作自由設刀亮刃,打壓剝奪,已眾目皆見。

延伸閱讀:
Siva Vaidhyanathan:《COPYRIGHTS AND COPYWRONGS: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OW IT THREATENS CREATIVITY》(2001) 中文版,陳宜君譯:《著作權保護了誰?》,(台灣)商業周刊出版公司,2003 年版。

2011年10月7日 星期五

雞蛋對石頭

9月22日晚上,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中央圖書館舉行了一次有關版權修訂的會議。會議不是公開的,只是電郵給部份曾出席7月立法會公聽會的人士或組織,讓他們報名。會議也是閉門進行的,過程不予錄影、錄音,連發言紀錄都不予公開,出席人士都不能取得副本,換言之紀錄有可能與出席者的發言不符。

然而,在會議上,從道理上的對決,結果是極度一面倒的。政府說的道理有如雞蛋,捍衛人權一方的道理強如石、多如洪。

政府當局的一方,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祕書長王國彬、署理知識產權署副署長梁家麗,說來說去都是三幅被,對會議中出席者提出的種種具體問題,不斷迴避、兜圈,被追問下去「為什麼」,總是說不到。卻一味說「你信我,立法目的不是針對你」。

要是立法目的不是針對二次創作、不是箝制言論自由,何以不把法例寫清楚,寫明這些方面?當今的特區政府有多可信,大家有目皆見。而其他發言者也已實例案例,反駁得政府無法出聲。

至於政府請來坐在「主家席」的「打手」黃錦山律師,言論更荒誕絕倫,脫離常理。發言中,黃錦山不但把二次創作指為「侵佔人家產業」和「無理由抵毀人」,更用偷車和偷鑽石戒指兩個例子,去比喻二次創作!此言一出,立即引來全場捍衛人權人士的憤怒,指出他惡意抹黑、偷換概念。

與條例有關的東西,政府和打手出招至此已技窮。

相反,來自民間的不同人士、不同團體,即捍衛人權的一方,單說拋出來的論點數量之多,跟政府的論點數量比,已經有如牛與蚊之別。況且,捍衛人權的一方論點、論據、論證齊備;立論建基於清清楚楚的白紙黑紙及現實情況,並作了大量舉證;有邏輯,推論合理,沒有詭辯、掩眼法、偷換概念;符合情理和公義;更沒有任何迴避、兜圈、遊花園,被對方反問時都能合理反駁……唯一美中不足的,是時間不足,捍衛人權的一方還有大量東西沒機會說。

在發言時,這一方有人言詞語氣激烈——對着政府一方種種一篤即破、站不住腳卻不斷堅持的歪理,以及像被抹黑為「偷車」、「偷鑽戒」等的惡意中傷,憤怒是正常得很的。有人語氣和善,盡量把政府企圖迴避去的討論點再指出,把當中的道理再三說明清楚,不容政府迴避,要他們面對、作出確切解釋。結果,政府一方的道理少似蚊,以及有關負責官員對版權的無知,在迫着要回應的情況下馬上完全露餡。

如果這個政府、這個社會是文明的,道理是政策和法律的依歸,捍衛人權的一方應該已勝出,條例草案應該依有關的討論改善才再推出。

然而,問題是,在權力分佈來說,充滿歪理的政府才是石頭,捍衛人權的一方卻是雞蛋。與會者不斷要求政府改過遷善,希望當局先把這白紙黑字的草案修正,不要怱忙去馬。可是,王國彬在會議最後一刻,還是叫大家留意政府稍後推動草案三讀時,在立法會將會作什麼解釋。與會者馬上質問他:「你還想繼續硬推?!」、「你還是恃着『數夠票』,就霸王硬上弓?!」

對,當今的特區政府,不論如何無理如何荒謬,他就是要硬推。

文明的一方是雞蛋,反智的一方是石頭。如此病入膏肓的特區政府,它所管治的香港,還有沒有【公義】可言?!

2011年10月5日 星期三

兩分鐘說明 草案如何打壓創作

大家好,今天我教大家兩條數學公式。第一是條是這樣的:「版權作品+創意+大量金錢=合法作品」。第二條是:「版權作品+創意=非法作品」。咦?!政府不是提倡創意,還拍宣傳片的嗎?怎麼加上創意後的版權作品,會變成非法作品?難道是「錢不是萬能,但沒錢就萬萬不能」?讓我們來探討一下。

相信大家都讀書時代唸過宋詞吧?其實當年的文人雅士,就是拿已有的曲子再填詞。換句現代點的術語說的話,這叫舊曲新詞,是二次創作的一種。吓?那個時代已有二次創作是的。那現在二次創作絕種了嗎?當然沒!而且是世界各地,各種媒體都有二次創作。在平面美術中,有美國的Andy Warhol利用毛澤東、金寶湯的圖片二次創作;在音樂中,即使是流行樂壇,也有以雞尾歌作主打(例如古巨基的《勁歌金曲》),用不同的歌作剪輯拼貼,明顯也是一種二次創作;在影象文化中,本地電影中周星馳在多套電影中惡搞其他作品、迪士尼借用童話《愛麗斯夢遊仙境》的人物和設定制作一個不同版本的《愛麗斯夢遊仙境》、日本有不同的動畫作品,例如《Keroro軍曹》、《爆笑管家》不斷惡搞其他動畫作品;在用作政治諷剌的惡搞上,港台的《頭條新聞》正是一好例子。就連張錦輝署長在媒體訪問中,叫我們效法的電影《史力加》,其賣點正是「嘲諷所有的經典童話,並顛覆了一般人對童話故事的刻版印象。」不也正是一套二次創作的作品嗎?

且慢!署長在政府新聞網的片段中,講過這樣的話︰「喺度惡搞佢啲嘢,嚴肅嘅變咗詼諧呀,唔認真呀,等等嘅嘢呢,咁呢就對佢嗰個作品呢作一個,即係,即係貶損性嘅處理,傷害咗嗰個產權人嗰個即係,精神方面嘅…嘅…嘅…嘅感受。所以,亦都係一種,侵權嘅行爲。」而《史力加》就正正是「喺度惡搞經典童話啲嘢,嚴肅嘅變咗詼諧呀,唔認真呀,等等嘅嘢呢,咁呢就對佢嗰個作品呢作一個,即係,即係貶損性嘅處理。」的好例子。張署長既在新聞網的片段中既說二次創作是侵權,又說要大家效發《史力加》的創意,署長大人一定是曲線支持大家公民抗命,以實際的創意來推倒這超錯的條例了。

其實現行法例,即使小市民以非商業的性質來二次創作,版權持有人和版權收費組織可以開天殺價,收取鉅額的授權費用。而且版權收費組織的收費又沒有公開,收費有如海鮮價,甚至有原作者因版權收費組織所限,不能使用自己作品的荒謬情況。這對不能負擔高額授權費用的小市民來說,已是缺乏二次創作的空間。現在草案更容許政府,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,假借「侵害版權持有人利益」之名,刑事檢控未經授權的二次創作,完全扼殺小市民二次創作的權利,行文字獄之實。而且香港現行的版權法,只有爲各種特定豁免情況逐一編寫的條文,沒有廣義條文讓公眾用以抗辯。而有關的豁免範圍極度狹窄,二次創作並非在豁免情況之內。這種情況,即使小市民有足夠資源打官司,也沒有相關的法例保障小市民。可惜這次修例,完全無視了小市民的苦況,還讓政府可以檢控二次創作的星斗市民,這樣的條例,到底背後有甚麼目的?!「23條」(國安法)的分拆立法上市,藉版權之名打壓創作自由、言論自由,難道不是已露了體——暴露晒畀人睇咩?

若這條把二次創作等同侵權的超錯法案獲得通過,我們日後還有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、創作自由嗎?即使繼續冒險創作,也要時刻擔心頭上掛着的刀會砍下來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?!